前言

    在臺灣，中影公司曾以四行倉庫戰役為題材，拍攝電影「八百壯士」並於1976年（民國六十五年）上映，此片曾榮獲「第二十二屆亞洲影展最佳影片」及「第十三屆金馬獎最具發揚民族精神特別獎」之殊榮。

    2015年（民國一○四年）八月十三日，上海四行倉庫紀念館在整建後重新對外開放，2020年（民國一○八年），「八佰」在中國大陸電影上映，淞滬會戰時期八百壯士之事蹟也再度受到人們矚目。

    四行倉庫戰役是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淞滬會戰後期一場關鍵性的戰役，在那一年的八月十三日淞滬會戰爆發後，日軍原本預計以三個月的時間滅亡我國，以三天的時間攻下整個上海，卻因我國軍健兒的奮勇抗戰而美夢破碎。同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國軍第八十八師第二六二旅第五二四團第一營臨危受命，在掩護五十萬大軍轉進滬西之後，奉最高統帥之命進入四行倉庫死守，僅以四百多名陸軍依託倉庫堅固建築和工事抵擋日軍第三師團一次又一次的進攻。這場戰役為期僅短短四天，在當時卻名聞中外，不僅吸引國內外記者關注和報導，也喚起了當時民眾激昂的抗日情操。

   或許有人會好奇，這四百多名國軍戰士在當時為何會被人稱為「八百壯士」﹖本部落格格主的父親，正是當年八百壯士國軍中的連長，他是黃埔軍校出身，一生中經歷過多次大小戰役，格主自小聽聞父親和其他來臺的八百壯士前輩述說四行倉庫保衛戰的抗戰過程，鑒於現今老成凋謝，為紀念先人和這段喋血戰史，將於部落格中為大家細說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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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倉庫

    民國時期的四行倉庫為上海市一座五層樓之建築，位於上海蘇州河北岸的閘北區（今靜安區），東鄰北西藏路（今西藏北路），東南邊為新垃圾橋（今西藏路橋），西鄰滿州路（今晉元路），南為光復路，北為國慶路。占地零點三公頃，屋寬六十四公尺，深五十四公尺，高二十五公尺。

    民國二十年，當時的「北方四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及鹽業銀行共同出資自建倉庫，專門存放客户給銀行的貸款抵押品，包括牛羊皮、絲繭、黃豆、玉米、小麥、雜糧等，多餘空間則對外出租，提供給其他廠商儲存貨物，故以「四行」為名，全稱為「四行信託部上海分部倉庫」。

    此建築其實是由東、西兩棟鋼筋水泥樓房所組成，東棟為大陸銀行倉庫，西棟則是北方四銀行的聯合倉庫，當地人為了稱呼上的方便，直接統稱為「四行倉庫」。

    四行倉庫由於是銀行附屬產業，在建築上格外考究，整座倉庫皆使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造。當年的閘北區尤其是在四行倉庫附近的建築物大多數都只是二層樓的建築，因此當這棟五層樓的倉庫竣工後，在當地便顯得特別突出與顯眼，不僅是當時上海閘北區最高聳的樓房，也曾是民國二十六年淞滬會戰時期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的師部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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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會戰與四行倉庫之役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為侵略我國領土，刻意製造事端，以某位日軍士兵失蹤作為藉口，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城搜查卻遭我軍拒絕，日軍為此發動攻擊，我軍奮起抵抗，史稱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此事變之後，日軍又再攻擊我軍，最終造成我軍陣亡五千餘人，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及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亦因此為國捐軀，消息傳出，舉國人民悲憤不已。七月十七日，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於廬山發表宣言，他呼籲全國同胞「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

    同年八月九日，日軍又在上海製造動亂，位於上海豐田紗廠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西部派遣隊隊長大山勇夫中尉帶著士兵齋籐要藏駕車直闖虹橋機場，為我方守衛攔阻，對方開槍反擊，我方一衛兵被擊斃，這兩人又向北沿上海碑坊路（今綏寧路）馳騁而去，中途與我方保安隊步哨相遇，雙方槍戰後，大山與隨行士兵先後中彈身亡，是為虹橋機場事件。

   虹橋機場事件發生後，我日雙方談判，日軍趁機提出許多苛刻條件，我方無法同意，談判因此破裂，日本的第三艦隊也趁此時機駛集於上海黃浦江及長江下游瀏河以下的各個港口。八月十一日，日本艦隊已向上海市集結，八大運輸艦也來到上海，我軍在最高統帥蔣中正委員長指示下，也開始部署待命以反擊日軍。

   同年八月十三日下午，我國軍第八十八師第二六二旅第五二三團與敵人的前哨部隊在八字橋不期而遇，五二三團第一營營長易瑾尋機向日軍開槍，淞滬會戰的戰火由此點燃。國民政府在隔日也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宣告我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為期長達三個月的淞滬會戰自此展開。

  「淞」是指長江中下游的吳淞，「滬」則是指上海，戰爭的區域從吳淞經過上海的寶山、虹口以及閘北一帶，因此稱為淞滬會戰。這場會戰是我國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會戰，也是投入兵力最多且犧牲最慘烈的ㄧ場會戰，動員的兵力人數超過ㄧ百萬人，日軍投入的總兵力約有三十萬人。日本人當時妄想快速征服我國，沒想到經過淞滬會戰之役，在我數十萬國軍將士的奮勇抗戰和犧牲下，日寇三月亡華的野心和迷夢完全被粉碎。

    日軍屢受重挫，仍不斷增援，同年十月下旬，上海的大場鎮陷落，我軍側背受敵，戰況急轉直下，形勢十分危急，為避免全軍覆沒，蔣委員長決定讓主力大軍撤出，防衛上海西部郊區，在此同時亦下令第三戰區代理司令長官顧祝同讓第七十二軍第八十八師單獨留守上海閘北區，或分散據守村莊要點，以掩護五十餘萬大軍轉進於滬西陣地。

    蔣委員長此舉之目的一來是為了拖延日軍進攻的速度；二來是考量到簽署九國公約的各國正好將於同年十一月初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會議，他希望藉此爭取國際的同情並向美、英、法等各國爭取譴責日本「違反公約、侵略中國」的機會，以敦促各國主持正義給予日本制裁。

    第八十八師由於在淞滬會戰中曾重創當時日本帝國陸軍中號稱最精銳的第三師團，為日軍眼中的一大勁敵，甚至稱呼我國軍第八十八師為「閘北可恨之敵」，蔣委員長故而下令讓該師守衛上海閘北區對抗日軍。

    當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將軍接獲顧祝同將軍打電話向他傳達蔣委員長的命令後，由於不忍讓該師精英全數犧牲，但又不能違抗命令，於是立即遣派參謀長張柏亭至顧祝同司令部陳述意見並作協議。孫元良認為既然上級是出於政治目的，那麼留守閘北負責斷後的守軍，兵力無論多寡都是犧牲，且上海市郊地形平坦不適於游擊，至於分散據守村莊要點，在敵眾我寡情況下亦難達成任務，不如選定一堅固要點，僅以一部兵力固守以降低我軍傷亡來得更有意義。此建議後經蔣委員長同意並授命執行，孫元良將軍於是指派第八十八師第二六二旅第五二四團的中校團附謝晉元率領該團第一營弟兄堅守於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

    孫元良之所以選擇四行倉庫為死守陣地的原因在於此建築是當時閘北一帶最為高聳的樓房，可讓我軍充分發揮俯射的優勢，且四行倉庫為鋼筋混凝土建築，結構堅固，不懼一般輕武器之射擊，具有易守難攻之特質，在防守上對於我軍相當有利。此外，四行倉庫與英美公共租界之間只隔了一條蘇州河，租界區內還有座煤氣總廠，一旦有流彈落入，後果將不堪設想。由於日本此時尚不願意與歐美開戰，為此，日軍必然投鼠忌器，為避免砲彈落入公共租界區內，他們不敢貿然以重砲攻擊四行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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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六日深夜臨危受命

十月二十六日晚間十時左右，我方大軍轉進滬西之前，孫元良將軍命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中校團附謝晉元速至四行倉庫司令部，親手交付他上級指示的「死守上海最後陣地」之命令。當晚，該團團長韓憲元亦奉令指示該團各營必須擔任全師撤退時之斷後任務，而後才能向西轉移，各營營長受命後立即回營指揮各連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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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七日

    我國軍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第一營各連弟兄於十月二十七日凌晨掩護主力大軍轉進後奉令轉至四行倉庫駐守。該營弟兄們於二十七日當日凌晨一進入四行倉庫，在謝晉元團附和楊瑞符營長的指揮安排下，各連弟兄開始分頭趕築工事並在倉庫外頭各處警戒佈哨，徹夜未眠。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日軍開始執行威力搜索，當日上午在發現四行倉庫還有我國國軍駐守後，開始展開攻擊。當日下午，日軍曾入侵四行倉庫倉庫，我軍奮勇抗敵，激戰當中，倉庫用以作為防禦工事的麻袋受到日軍射擊，裡頭的麵粉和雜糧等物四處飛散，第三連連長石美豪也被彈飛的彈片擊穿臉頰，卻仍忍痛以毛巾摀臉堅守崗位繼續指揮戰鬥，直到腿部再次中彈才離開現場休息。 我日兩方皆有傷亡，但日軍最後還是被逼得往倉庫外撤離。

    時間接近傍晚時分，從倉庫撤出的日軍並未離去，還在倉庫牆邊徘徊，這時又有其他日軍增援，一共七十幾八十名左右的日軍沿著四行倉庫西南邊牆角悄悄聚集，企圖爆破位於光復路處的倉庫鐵門，楊瑞符營長獲報後，交代第三連第二排的尹求成排長率領士兵從樓頂朝著這批日軍投下手榴彈和迫擊砲彈，彈箱一落地，轟隆一聲巨響，七名日軍當場被炸死，三十餘名或死或傷，其餘均倉皇逃散。

   日軍敗走後，知道我軍已有防備，暫時不敢再來侵犯。當晚，我軍各連弟兄除在各出入口及各窗口處警戒之外，其餘人力仍繼續趕築防禦工事。 

   四行倉庫保衛戰頭日開戰，總計共消滅敵兵八十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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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壯士」的由來

    十月二十七日首戰，槍砲聲迴盪於蘇州河畔，該河南岸公共租界區域的民眾皆陸續聚集在河岸附近觀看，「四行倉庫尚有國軍留守」的消息不久便傳遍了上海各地，廣播電臺也將此新聞傳播至各地，四行孤軍之英名從此不脛而走，中外人士皆以「八百壯士」稱之。

　我國軍第五二四團第一營當時其實僅剩四百零七名孤軍，謝團附等人奉上級命令以此殘存兵力對抗上萬日軍，何以外界人士會稱他們為「八百壯士」呢?

    原來，駐守在四行倉庫附近的新垃圾橋以及北西藏路一帶的英軍，擔心租界將受戰火流彈波及，在十月二十七日凌晨和下午皆曾派員勸導我方放棄戰鬥，為謝團附所婉拒，英軍當時曾託譯員詢問我方駐兵人數，我軍依照謝團附的指示回答有八百人。之所以這麼回答一來是為了壯大我軍軍威以掩日軍耳目，二來是因為孫元良將軍當初決定留下一個「團」駐守四行倉庫，我軍在對外正式通訊中，亦皆採「五二四團」稱呼來代替「第一營」，讓日軍以為我方防守四行倉庫的兵力是一整個團，而一個團人數為一千人左右，扣除戰鬥中犧牲的人數，因此對外宣稱有八百人。此外，因戰鬥而負傷的官兵經過守軍與英租界聯繫，得以轉往租界醫治，當英國巡邏兵詢問我方駐兵有多少人時，我方傷員也按長官事先指示，統一口徑回答：「八百人。」此消息一傳出去，加上媒體的報導，中外人士便以八百壯士來稱呼這些死守四行倉庫的英勇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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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支援八百壯士

    十月二十七日首戰的下午，公共租界的英國軍官與華人譯員曾在戰鬥間隙越過倉庫東邊的北西藏路上的交通壕來找謝晉元，勸他不必作無為的犧牲，並向他強調既然我方大軍已經撤出上海閘北，英軍也非常願意協助四行倉庫的戰士們撤軍，只要我謝晉元答應先將武器暫時交給他們保管，即可通過公共租界與大軍會合。英軍的勸退為謝晉元所婉拒，他向對方強調部隊是奉上級命令死守，直到戰至全員陣亡為止，英軍看他如此堅持，也只好放棄遊說。華人譯員趁著與謝晉元見面的機會詢問謝晉元目前部隊需要哪些支援，謝晉元耐人尋味地表示死守的話其實什麼都缺，但什麼也不缺，譯員又再進一步詢問時，謝晉元便表示打仗的時後士兵炊煮極為不便，如果可以，懇請租界民眾提供他們鹽、糖和光餅（乾糧），以便他們能夠專心抗戰，這名譯員隨英國軍官離去後，便將此消息傳回公共租界，租界也透過廣播及媒體報導，讓所有民眾都知道此事。

   十月二十八日當天，奉令在上海法租界與四行倉庫進行聯繫的第八十八師參謀長張柏亭，在四行倉庫的電話線接通之後，以電話詢問謝晉元守軍需求，謝晉元向張柏亭報告孤軍目前需要乾糧和藥品以及一面國旗，張柏亭於是去再電公共租界的抗敵後援會，請他們設法支援孤軍。 

    四行孤軍需要糧食等物品的需求就這麼傳遍了公共租界，為了支援國軍抗戰，租界的各方人士紛紛捐贈各種日用品和食品，在上海抗敵後援會、上海地方協會、童子軍團部…等各團體單位，慰勞品堆積如山。

    在八百壯士忠勇愛國的精神感召下，就連租界外國人士也都願意主動解囊相挺。從北京路到新閘路一代的燒餅店，也主動烤製許多燒餅來慰勞孤軍，有的難民收容所或是生活較為貧困的民眾礙於物資缺乏，索性以絕食半天或一天所省下的金錢來支援孤軍。

   捐贈慰勞品的民眾和機關行號始終絡繹不絕。戰地記者群曾至抗敵後援會翻看記錄，捐贈者計有：市民聯合會、仁和醫院、華商證券交易所、公茂鹽棧、鴻福里居民、仁濟醫院、協和洋行、大觀園浴室、五豐染廠、明星印刷所、三陽同仁、卡德路郵局同仁、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同仁、永大銀行、華美大藥房，江海關郵政同仁、潮州同鄉會、工部局巡捕醫院、上海煤氣公司、老介福綢緞局、中國煤業公司、內河航業聯合辦事處、上海跑馬總會、中國公共汽車公司、度量衡檢定所、匯司捕房、四明銀行同仁、信大麵粉廠、寶隆洋行、平民療養院、安樂紡織公司、新新公司、祥茂洋行、鴻興書局、沙利文糖果公司、金業職中、允中女學、愛國女學、商會職中……等各行各業，當中還有很多以私人名義捐獻物資者，無法一一盡錄。

   上述情景反映了當時軍民齊心抗日的精神。

   為了表達對八百壯士的敬意，除了物質上的慰勞，當時民眾相繼致敬、慰問的電函不一而足，茲例舉其一二。

◎上海市總工會代表八十萬工人的致敬函：

    「……溯自八一三抗戰發動以來，我忠勇健兒在強寇猛烈砲火之下，以熱血頭顱誓死奮鬥，義旗所指，屢挫敵鋒，光榮偉大之戰績，已引起國際間無限之同情，與後方民眾熱血之欽敬，乃者苦戰二月半，卒因大場陣地被敵突破，不得不忍痛撤出閘北，乃貴團全體官兵，雖慮於烽火四起敵騎包圍之中，猶願灑最後一滴血，孤軍堅守四行倉庫，向敵寇索取最後之代價，為我中華民族爭取偉大之人格，正義磅礡，實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忠貞偉烈，堪與日月爭光輝，敝會敬掬血誠，代表全滬八十萬工人，向貴軍八百壯士致無上之敬意，深切之慰勉，臨書感涕，惟祈鑒納！」

                                                                                                   上海市總工會敬啟

    身為四行倉庫負責人之一的錢新之先生，也發表他對八百壯士奮守四行倉庫的感想：

    「我軍如此壯烈之行為，使我閘北抗日光榮戰史，格外生色！敝倉庫亦為之增輝不少，即因而毀滅此倉庫，絕無顧恤！且此次我忠勇將士之戰績，比較歷史上田橫部下之殉難者，更有價值！而區區倉庫，將來得以名垂不朽，更是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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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八日

    黎明前夕，敵軍在蘇州河附近打旗語，指揮部隊和坦克朝四行倉庫進擊，不久之後，日軍的的槍砲也開始朝著倉庫飛射過來。在此同時，又有二十餘名日軍利用槍砲的掩護在倉庫西牆聚集，企圖以彈藥毀壞我倉庫大門。

    在此緊要關頭，樓頂一位負傷守望的弟兄見狀，立即將全身掛滿手榴彈，跨過圍牆，同時拉開多個手榴彈的導火索，對準敵叢一躍而下，手榴彈瞬間轟然爆炸，這二十多個敵兵已七橫八豎地橫屍在倉庫大門前。我軍其他弟兄隨即從窗邊以機槍掃向隨著坦克前進的步兵，使其或死或傷，還能逃離的敵兵趕緊逃跑，坦克也掉頭而回。蘇州河南岸群集觀戰的市民無不鼓掌歡呼，卻也為這位勇士的英勇犧牲而淚流滿面。

    日方步兵原本利用坦克作為表面掩護，悄悄潛伏至倉庫，他們原想炸毀四行倉庫牆體，好讓我方措手不及甚至失守，但萬萬沒想到我方竟然有如此無懼死亡的勇士，願以自身的寶貴性命為代價，把自己當成人肉炸彈，以自殺式攻擊方式與敵方同歸於盡。有這樣的英勇烈士在，陣地不會丟，國家不會亡！

    激戰持續不息。

    上午七時許，日軍派出軍機在四行倉庫上空盤旋，卻為我方守衛樓頂之弟兄以高射機槍反制。日軍昨日傍晚潰逃之後，夜間時開始在四行倉庫附近的屋舍和街道澆灑汽油縱火，火勢至二十八日當日仍不斷延燒。四行倉庫為鋼筋水泥建築物，周圍火勢雖猛卻不容易侵入，但附近民房因此無辜遭殃――西藏北路附近、南北公益里、華通坊、更新舞臺，以及西面烏鎮路一帶的民房皆因日軍此次的縱火而悉遭焚毀。火勢在十月二十八日當日仍持續延燒，到深夜猶未熄滅，至二十九日清晨，四行倉庫附近尚有一部分建築物還在燃燒。

    當日上午，光復路交通銀行倉庫門前有幾名日軍正在搬運砲彈，謝晉元和楊瑞符剛好至倉庫樓頂瞭望哨察看，謝晉元順手從哨兵手中拿過一支步槍，瞄準之後對著日軍射擊，一名日軍應聲倒地而亡。

  趁著倉庫附近的火勢還在燃燒時，日軍又從西北面運來幾門平射砲，準備向我方放列，楊瑞符命機槍手向敵人方向射擊，兩軍因此又繼續展開戰鬥，至下午五時許，日軍因無法得逞，只得暫時收兵，我軍亦略有傷亡。

   「報告，自來水斷了!」剛結束戰鬥，倉庫裡的士兵們正要打開水龍頭取水之際，赫然發現不知何時水源已經被切斷了，只能趕緊到外頭尋找其他水源，好不容易才在蘇州河附近的某間破屋中發現還有能夠供應自來水的水龍頭，大家趕緊接力取水。弟兄們在倉庫的每一樓層都放置容器儲水，眾人也都力求節約，把汙水和尿液保留下來備作滅火之用。

   晚間八時許，謝晉元和楊瑞符把握戰火中難得的間隙時刻，分批召集各連予以精神訓話，各連弟兄跟著長官共同宣誓，誓與四行倉庫最後陣地共存亡，大家也都寫下簡短的遺書或是留下遺物給自己最想給的對象，或致父母、手足，或是給妻兒親友，不識字的則委託識字的弟兄代為執筆，寫下或許是這輩子最後遺留的隻字片語。

    第一連的上官志標連長與楊德餘排長和湯聘辛醫官在十月二十六日大軍轉進時，事先奉師長孫元良之命與張柏亭參謀長至法租界偉達飯店建置對外聯繫管道，串聯起該處與滬西師部軍隊及公共租界和四行倉庫之間的通訊，在達成任務後，三人從偉達飯店經公共租界冒險潛回四行倉庫，與各連弟兄並肩作戰，上官志標這次回來還隨身帶回一面國旗給大家打氣。楊瑞符對於三人抱持犧牲的決心，甘願趕回四行倉庫的德行大為讚許並令各回原部崗位服務。上官志標當時也寫下：「好男兒應以熱血洗山河」之遺墨，以表心志。諸弟兄所有的遺書和遺物全部集中起來，由上官志標連長帶著下屬於隔日天亮前再冒險設法一一送出，委託租界人士送至法租界呈交張柏亭參謀長，再由其安排分別寄送至各地。

   公共租界的民眾當時也捐贈了許多糧食和日用品給四行孤軍，但礙於戰火的阻隔，加上租界英軍實施路禁，這些補給品很難送進四行倉庫。在張柏亭參謀長以電話聯絡公共租界的抗敵後援會，請託該團體設法運送物資給孤軍時，恰好上海市商會主席委員王曉籟就在後援會辦公室裡，他與張柏亭本來就熟識，因此當場承諾會安排童子軍完成此任務。

  透過抗敵後援會幹部和上海市政府官員等人與公共租界交涉，在取得租界官員和英軍的同意後，租界童子軍團的成員得以於十月二十八日深夜租界實施戒嚴時，以卡車將民眾所捐助的各項補給品和慰問信件載運至四行倉庫東南方的新垃圾橋畔，再設法將一袋又一袋裝著補給品、繫著粗長麻繩的大型麻袋拖曳至四行倉庫東南角的菸紙店裡。由於王曉籟已事先將童子軍運送物資之事以電話通知四行倉庫的守軍，負責接應的士兵照著長官吩咐於當晚至菸紙店等候，從童子軍手中接過了國旗和諸多補給品。

   午夜十二點左右，女童軍楊惠敏也以匍匐方式冒險越過北西藏路火線為孤軍進獻國旗，楊瑞符營長派出傳令班長和營部見習官用竹竿代替旗杆並綁上繩子，準備在二十九日天亮時升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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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九日

晨曦甫至，對岸民眾又見四行倉庫屋頂迎風搖曳著一面更巨大的國旗，興奮之情自是難以形容。在滿是日本太陽旗的戰地，我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能夠高懸於四行倉庫之上，著實振奮了整個上海戰區和租界的民心士氣。

自從我五十餘萬大軍轉至滬西後，此處就只剩英國米字旗、美國星條旗、白俄羅斯三色旗以及血紅刺眼的日本太陽旗，因此，當四行守軍將國旗升上屋頂後，對岸居民一望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精神頓時為之振奮，這是戰火瀰漫的上海天空難得一見的璀璨！此時整個戰區唯一能升起中國國旗的地方，也只有八百壯士所堅守的四行倉庫了!

決戰了兩晝夜，日軍對八百壯士仍舊無可奈何，又見我國國旗於四行倉庫屋頂上迎風飄揚，不禁更加惱羞成怒，繼而於十月二十九日卯足全力，發動更猛烈的攻擊，自朝至暮，連續數次猛攻，來勢洶洶，似乎志在必得，不想戰至最後仍為我八百壯士所殲滅。

租界區有些民眾在高樓頂觀看我四行孤軍殺敵，當發現大批敵軍來襲，即刻集體大聲向河岸對面孤軍們比手畫腳、高聲喊話。有的民眾還乾脆搬來幾塊板子，拼裝成大告示板，在上頭畫簡圖和寫上大字提示，向孤軍傳遞最新消息。

下午三時三十分之後，兩艘青灰色的日軍汽艇，每艘載送日軍百餘人，各架機關槍一挺，連同持帶相機的記者，自黃浦江闖入蘇州河，欲朝四行倉庫方向駛去。當時蘇州河南北兩側停靠民船甚多，水道狹窄，汽艇因無法順暢駕駛，除了不時大聲叱喝兩旁船戶避讓，還故意舉槍恫嚇。

當汽艇即將駛進第七座老垃圾橋時，蘇州河兩岸和橋上守衛的英軍及時出面阻止，一時之間，雙方劍拔弩張，這時又有兩架日本軍機盤旋於上空，似乎企圖掩護汽艇上的日軍登陸。下午四時許，英、美、法及萬國商團工部局高級官員相偕到達現場與日軍交涉，雙方僵持半個多小時後，汽艇方駛離蘇州河。日軍此舉似乎在試探租界當局的態度，一旦對方態度和立場稍有軟化，汽艇上的日軍將循著水道向四行孤軍進攻。同時間，日軍又經上海銀行堆棧進犯，我四行孤軍仍一本沉著應戰並從高處投下手榴彈和迫擊砲彈，再次斃敵四十幾人。下午五時時十分至五時四十分左右，我軍又擊斃四、五名的步兵，餘者能逃則逃。

入夜之後，日軍又利用夜色作為掩護，開著挖土機過來想要在倉庫牆邊挖掘地道，幸被我軍及時發現，以租界民眾所贈之大型手電筒作為照明並以倉庫裡的棉花及木棒等材料自製照明設備防範，一旦發現哪裡有日軍就予以射擊和投彈，讓日軍的地道計劃完全告吹。

謝晉元當日曾提筆給師長孫元良送去一封信，信中提及：「以犧牲的決心，奮鬥到底。在未完全達成任務前，絕不輕率怠忽，成功成仁，計之熟矣」。此外，信中還談到四行倉庫的防禦工事，在經過三個晝夜不眠不休的加強之後，已經達到預定程度，就算敵方來攻，也必然無法得逞。

「……二十七日敵軍數次來攻，結果據瞭望哨兵報告，斃敵在八十名以上。二十八日晨六時許，職親手狙擊斃敵二名，租界民眾，觀看者咸拍手歡呼。現職宗旨，決心待任務完成後，決作壯烈犧牲，一切乞鈞座釋念。」

孫元良將軍後來收到信後也提筆回信，告訴弟兄們：

「……望繼續奮鬥，完成抗敵使命，流最後一滴血！我最高統帥對於諸同志之壯烈犧牲，殊深嘉慰。余敬以轉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孫元良於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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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十日

    當日凌晨，日軍於上海虹口地區獲得軍力補充，再次調整部署。他們在黎明時分即向我四行守軍進行攻擊，將多門手射砲往國慶路推進，持續轟炸四行倉庫後牆，並在倉庫西側的福康、福源兩家錢莊的屋頂上架設多挺機槍，企圖以此壓制在倉庫平臺上的守軍，數架敵機亦在倉庫上空作勢盤旋，迫使守軍無法從瞭望臺向下投擲迫擊砲彈。

    我孤軍壯士們因此更加提高警覺備戰，只要發現伏地蛇行、意圖對四行倉庫四周澆灑汽油的敵軍，立即以手榴彈和迫擊砲彈予以殲滅。對於其他敵軍，則以守株待兔方式，待其進入有效射擊距離時，集中火力猛烈還擊，使對方一時逃避不及，紛紛中彈倒地，其餘殘敵則狼狽退至交通銀行倉庫堆棧處。

    整個上午，日軍兩次的進擊均未得逞。戰地記者也目睹在交通銀行與四行倉庫之間，多具敵方遺屍至近午時分仍未被拖走。

    下午，日軍再次發動強勢攻擊。守軍依託工事機制抵抗，雙方激戰一個小時，日軍仍舊不能越雷池一步。晚間，敵軍的兩次進擊亦皆告失敗，即使如此，日軍的槍砲聲當晚未曾停過，不同於前幾日，此夜所發出的槍砲一次比一次密集，到最後幾乎是以每秒一發的密集度進行攻擊，讓楊瑞符營長敏感察覺此現象頗為反常且詭異。

    從十月二十七日凌晨至三十日晚間，八百壯士的四行倉庫保衛戰已經打了將近四晝夜，不僅引發各界人士的積極關注，壯士們的表現亦令世界各國刮目相看。日軍眼看四行倉庫屢攻不克，中外各媒體又一致讚揚八百壯士，這更讓他們感到怒火中燒，於是轉向租界各國施壓，表示將考慮動用重砲對付四行守軍。日軍之所以敢如此威脅租界，乃因煤氣總廠位於離四行倉庫不遠的租界內，那裡有兩個巨大的煤氣槽，倘遭流彈射擊，必定會引發大爆炸而死傷無數。日軍趁機恐嚇租界：如果再不設法逼走這些孤軍，他們屆時將不顧租界安危，直接以重砲武力進攻。

    租界當局擔心遭受池魚之殃，只好要求國民政府下令讓守軍撤出。英美等國早在十月二十九日就派員向國民政府遞交請願書，以「人道主義」為由要求我上海市政府轉請蔣委員長下令讓四行孤軍早日撤離；中華婦女同盟會也致電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請她轉告蔣委員長下令撤軍，信函內如如下：

南京蔣夫人鈞鑒：

    閘北孤軍死守不退，義勇之氣，動人心魄，請代表我婦女界，轉懇 委座，速即下令撤退，以保全八百壯士，儲為長期抵抗之用。　

                                                                                   上海中華婦女運動同盟會叩

    蔣委員長認為當初留下五二四團孤軍奮守四行倉庫以掩護大軍西撤的目的已達成，並且已經引起各國的注意，於是決定下令讓守軍們撤退。

    孫元良接到上級的撤軍命令後，委由法租界的張柏亭參謀長以電話轉達給謝晉元。張柏亭在當天下午曾與第八十八師副師長馮聖法及上海事代理市長俞鴻鈞，京滬警備司令楊虎等人，在楊虎位於法租界的私宅內，透過翻譯人員，和租界英軍司令斯馬萊特會面，商討有關四行孤軍撤出四行倉庫的各項細節，斯馬萊特曾承諾只要我方答應撤軍，將派兵協助我軍退出倉庫並派卡車運送我四行孤軍至滬西與八十八師部隊會合。

    蔣委員長曾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本晨回京禱告後休息，對前方陣地未穩定以前常用懷念，尤以閘北四行庫之謝元晉（蔣之筆誤）部隊進退生死為念，決定撤退，因其目的與任務已經達成也。」

    三十日當晚九時許，謝團附接到由參謀長張柏亭轉傳達的命令—「著於本晚十二時經過英租界退出四行倉庫」。謝晉元本來堅持要與全員弟兄死守陣地，不願撤入租界，但由於不能抗令，最後才勉強同意。礙於時局限制，謝團附只得奉命安排各連弟兄們準備在晚間十二時之後一面戰鬥，一面撤退。

    當日，日軍也從租界那裡得知我軍將撤出四行倉庫的消息，所以槍砲攻擊的密集程度才有異於前幾夜，甚至達到每秒一發的地步，聲聲巨響讓人震耳欲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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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日晚間十二時一過，也就是十月三十一日凌晨，謝團長下令突圍，讓全員分批撤退、且戰且走，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北西藏路衝向對面的中國銀行貨棧。

  日軍透過探照燈發現我軍已開始撤出，立刻開火攻擊，強力探照燈將唯一通往公共租界區的北西藏路照得如同白晝，又以四挺機槍對著我軍經過的道路實施標定射擊。

    為了服從這道撤退令，孤軍弟兄不惜拼盡全力，在敵我激烈槍戰中衝向目的地，大眾終於在凌晨三點前不負使命到達租界，但也有弟兄在途中不免受到掃射而不幸負傷和陣亡，其中楊瑞符營長左腳腳踝被敵人槍彈洞穿，左胸也不幸中彈；機槍手張秋明為掩護弟兄撤退，左臂不慎被手榴彈炸斷，第一連楊德餘排長在擊毀日軍戰車後，日軍立即發射大砲反擊，大砲的彈片飛進他的左眼，造成楊排長的左眼永久性失明。

    就在八壯士撤軍後，萬國商團英軍隊長馬飛少校就透過翻譯要求他們必須繳出全部槍械。謝晉元當然不願妥協，雙方因此僵持不下。

    張柏亭參謀長亦於該日凌晨率領相關人員前往原本與英方約定的漕河涇那裡等候，以便與四行孤軍下屬們見面，安排他們前往滬西，哪知他等了幾個鐘頭仍不見孤軍身影，直覺事有蹊翹，當場趕至租界，才發現謝晉元等人與租界英方已對峙許久。

    馬飛少校一看到張柏亭出現，一再聲明八百壯士進入租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先行繳械，這是租界的規定，況且租界只是代為保管武器，會開具收據，等孤軍離開租界時所有武器皆全數退還。張柏亭深知上級不想得罪租界當局，為破解僵局，只能勸謝晉元「顧全大局」，謝晉元在萬般無奈之下只得服從，讓下屬將所有槍械武器移交給英軍。

   楊瑞符後來在其著作《孤軍奮鬥四日記》中，曾提到他個人對於四行倉庫保衛戰的評價：是役也，既未成功，又未成仁，僅僅做到「絕對服從命令」六個字。在四行倉庫連續四天不眠不休的戰鬥中，我軍僅以四百餘人之有限兵力以寡擊眾，成功擊退日軍六次猛攻和多次進攻，斃敵兩百多人，傷敵無數，而我孤軍僅傷亡三十七人。  

   在八百壯士一撤離四行倉庫後，日軍又故技重施地向四行倉庫放火，四行倉庫雖未在此次大火中被完全燒毀，整棟樓房鋼筋水泥結構尚在，卻已然不復以往之外貌。

   十月三十一日上午，英方又以暫歇為由謝團長和所有八百壯士成員移至上海市中心的跑馬廳。（上海跑馬總會，俗稱跑馬廳，位於今黃浦區人民廣場和人民公園區域。）之後，又以戰事未穩定宜暫時安置為由，將我孤軍載至租界膠州路的一處荒廢軍營軟禁，我孤軍壯士因為沒有武器，無法突圍，大家因此完全完全失去自由，過著形同俘虜的禁錮生活。

    這一羈留壯士們的營區，由萬國商團的白俄隊負責看守，隊長名叫依凡諾夫，他們在營區圍牆的四個角落各搭建一座瞭望臺，派人日夜輪流站哨，甚至架設導電的鐵絲網，美其名為保護，實際上是監視與看管，警戒極為嚴密。

    此處原來是萬國商團義大利隊的兵營，後來改為刑場，刑場廢棄之後成為長滿蒿草的荒地，淞滬會戰爆發時，這片荒地曾成為收容難民的處所，難民們後來被租界設法驅散，租界官員為了軟禁孤軍，臨時搭建幾個簡陋帳篷給他們當住所。

    白俄隊嚴禁孤軍官兵外出，營區和外界之間的大鐵門也已被封閉，只開放大鐵門旁一個僅容一人進出的小門，如果外面有人要進入營區，必須先在門口的衛兵室登記，待搜過身後始能放行，出入的人數也必須經過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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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軍壯士晉升

    孤軍壯士雖然不幸被軟禁，但在入營同一天，也有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傳來，那就是第三戰區中央軍總司令兼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的朱紹良將軍將電呈蔣委員長獎勵大家。

    朱紹良將軍於同年十一月二日電呈蔣委員長，建請傳令嘉獎死守閘北之部隊，擢升中校團附謝晉元為團長；營長楊瑞符升為中校；其餘各官兵另案呈請，分別優獎之外，朱將軍亦在電文中向委員長表示已於日前派員前往公共租界致慰並先行發給犒賞金三千元，又命該營將生還及負傷官兵造冊，全員著均晉升，陣亡者查報後亦予以優卹。

   經蔣委員長授意後，四行孤軍全員各晉一級，其中謝晉元由中校團附升為上校團長；上官志標由上尉連長升為少校代營長（楊瑞符營因傷住院，營長職務由上官志標代理），殉難及負傷弟兄皆予以撫卹。同年年底，上官志標再升為少校團附，兼任第一連連長；上尉連長雷雄先升為少校，同年年底遞升為營長，兼任第四連連長。

    孤軍壯士全員士氣因此大為振奮，他們個個無不衷心期待有朝一日能再重返前線殺敵報國。該營不久也取消了營部的設置，改為團部，由團長謝晉元帶領。租界民眾後來也將這處營區稱為孤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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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軍營的軟禁歲月

    孤軍被破繳械，張柏亭心裡其實很難過，他同時也為英軍司令斯馬萊特的背信感到生氣，因此決定去找楊虎商量，並請楊虎打電話向斯馬萊特問個清楚。

    當楊虎去電給斯馬萊特時，對方卻表示他們是受到日軍的武力威脅，如果公共租界允許孤軍通過，日軍將會不顧一切闖進租界追擊孤軍，為了保障租界的安全，他們只能要求孤軍繳出武器。 

   張柏亭又再趕去找俞鴻鈞市長，責問他：「昨天協議時，俞先生也在場，說好有關外交事項由你負責，你辦的什麼外交？俞鴻鈞也表示這是臨時發生的情況，他已上報政府，循外交途徑交涉，並且勸張柏亭轉告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暫時要忍耐，不可節外生枝。

   上海市長俞鴻鈞確實曾向國民政府報告，並以上海外交特派員身分向租界當局提出抗議，責問其何以出爾反爾留禁孤軍，不讓他們返回滬西?我方政府也屢次派員交涉，起初工部局虛與委蛇，以維護租界安全為由，希望八百壯士能多留駐數日，待滬西戰事較為穩定後再將其送回歸隊等云云。我方姑且信之並一再等待，但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等了許久仍無消息，租界官員當時懾於日軍淫威，不敢釋放孤軍而得罪日軍，不過當日軍要求引渡孤軍時，相對地，租界也予以拒絕，孤軍也因此留滯在這座營區裡且一待就是四年，直到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全面占領公共租界後，孤軍才離開營區。

    由於孤軍撤退至公共租界是奉命行事，既不是俘虜，亦非尋求庇護的戰敗者，租界當局為此不肯免費供給伙食及一切日常所需。

    孤軍入營的前兩個月，因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來自軍政部的軍餉曾一度中斷，生活上的給養只能由公共租界得最高行政單位工部局先代為墊付（由我方政府歸還）以及租界民間企業的贊助和熱心民眾的捐贈，至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以後，國民政府便依照國軍應有之待遇核發軍餉。

    在飲食上，工部局每日派人將三餐送進軍營，但菜色不佳也過於清淡，弟兄們經常吃冷飯冷菜，冬天一到，大家都受不了，許多人營養不良、缺乏體力甚至生病，經過爭取交涉後，孤軍才得以在營中自行開伙。

   抗戰時期民生艱困，孤軍維持著和其他國軍一樣的飲食方式，每天只吃兩餐，早上和下午各吃一頓，他們受困無法外出，便僱請採買人員幫忙買米買菜及各種必須品，再由孤軍在營內調派人手掌廚，以蔬食為主，肉食為輔，雖然肉類吃得不算多，但至少每餐都有新鮮現煮的飯菜和肉可以吃，也能喝到熱湯。

   孤軍剛進駐營區時，周邊環境極為惡劣，放眼望去，四周雜草叢生，租界官員只提供幾個簡陋帳棚給他們居住難，難以抵擋寒冬，為了改善環境品質，眾弟兄開始清理雜草和穢物，平整場地，並與租界交涉溝通，由租界先代墊經費，於民國二十七年春季購入木材、竹子等簡單的建材，聘請建築工人來協助建造營房宿舍、浴室、廁所等基本建築，一段時間之後，連伙房、操場、司令臺、大禮堂、籃球場、網球場等各項建築也都一一建造完成，後來還增設消費合作社，把原本一片凌亂髒汙的荒地整治成一座充滿新氣象的軍營。

   就算租界當局軟禁了八百壯士，但在租界民眾的心目中，孤軍壯士是他們所崇敬的抗日英雄，他們將八百壯士所住的營區稱之為「孤軍營」，對其投以極深的敬佩和仰慕之情，不時攜帶各種慰問品前往慰勞。

    孤軍入營後，謝晉元為維持軍紀，仍規定下屬每天必須按照軍中規矩來作息和生活，早起早睡且每日清晨都必須到操場集合，舉行升旗典禮以及出操、跑步等。租界當局因害怕日軍找麻煩，所以不許孤軍升旗，謝晉元只能每天率領孤軍舉行「精神升旗」，所謂的精神升旗就是人人雙目注視著旗桿，行舉手禮，心中想像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冉冉上升。

    雖然弟兄們手中已沒有武器，但他們以削木為槍的方式來代替真槍，依照謝晉元和上官志標等軍官的指導，在早晚兩次的軍事操典課程中練習瞄準、射擊、刺殺等軍事技能。謝晉元還請體育會的教練教授拳術和各項體育課程，並在營區內舉行籃球、排球等各種球賽，鍛鍊下屬的體魄，希冀有朝一日全員再重返沙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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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軍烈士為護旗而殉難

   民國二十七年的八月十一日，是國軍第八十八師在無錫誓師抗日滿一週年之日，為了紀念這一天以及一年前八月十三日開打的淞滬會戰，謝晉元打算在孤軍營內舉行升旗典禮並且連續懸掛國旗三日，他事先與公共租界當局再三交涉，租界官員並不希望孤軍升旗和懸旗但又找不到理由拒絕。

   八月九日，旗杆等物品終於送進了孤軍營，第一連上官志標連長派士兵於大禮堂門將旗杆豎立起來，租界官員隨即帶著翻譯前來阻止，他們怕旗杆高度太高，被日軍看到，將對公共租界不利，經過一番溝通，謝晉元只得命人截掉一段旗杆，使其與孤軍營大禮堂屋頂同高。八月十日，雙方又繼續交涉，謝晉元只好答應再再次將旗杆截短，三丈二尺餘之旗杆因此又被截去八尺，剩下二丈四尺。

   八月十一日清晨六時，孤軍終於能夠舉行升旗典禮，不料卻被租界當局再次前來找麻煩，他們要求孤軍將國旗降下，謝晉元不肯答應，租界官員即命三百餘名英軍包圍軍營和旁邊的膠州公園，又派四百餘名義大利軍在膠州路一帶警戒，萬國商團中華隊隊員吳萃其曾急忙跑來到孤軍營向謝晉元通風報信，表示該局將派人來奪旗拆杆，話一說完他立刻匆忙離去。

    謝晉元當場迅速命令各連弟兄分散在營區各處護旗。不到五分鐘的時間，白俄隊就衝進孤軍營對手無寸鐵的孤軍展開武力鎮壓，孤軍在撤入公共租界時已經繳械，故已無武器可防衛，他們徒手與三百多名白俄士兵對抗，有些弟兄較為機伶，跑至營區消費合作社拿起玻璃瓶來抵抗，有的去找板凳或撿石頭還擊。白俄隊持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和棍棒襲擊孤軍，將旗杆弄倒並奪取國旗後才停止攻擊。孤軍這次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受傷，其中有兩位弟兄當場死亡。受傷的弟兄後被送至租界醫院治療，當中又有兩位弟兄傷重不治，此次事件共有四位弟兄為了護旗而殉國。

    當晚，謝晉元與孤軍弟兄們為維護國家民族尊嚴，決定開始集體絕食。第二天清晨，大家照常舉行精神升旗典禮，謝晉元認為，頭上有青天白日，腳下有鮮血，足以代表偉大的國旗。八月十二日晚間，在孤軍就寢後，萬國商團官員竟帶著一群白俄士兵突擊，把孤軍軍官全部強押到上海外灘的中央銀行大樓拘禁，此舉在於將軍官和士兵分開，讓孤軍無法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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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士絕食 民眾罷工

    孤軍雖被分隔兩地，仍舊靜坐絕食抗議，僅以喝水來維持體力。當絕食行動持續進行至第二天及第三天，一些腸胃不佳或是身體較弱的弟兄們一個個倒下，被送上救護車，吸引了媒體前來採訪，此事一傳開，公共租界民眾和學生開始以集體罷工罷課的方式和孤軍相呼應，有些團體和學生們還上街頭遊行，聲援孤軍。

    公共租界的外籍人士因我國民眾的罷工，造成生活不便，租界官員、士兵及工部局之形象也因此受損，他們只好與孤軍妥協。蔣委員長當時也請中央及外交部向租界當局有關各國代表交涉，租界各團體也曾派代表前去慰問孤軍，希望他們停止絕食。最後，租界官員歸還了國旗並答應此後每逢節日，孤軍營中可以升旗。孤軍軍官後來也被送回孤軍營，所有孤軍在絕食五天後開始恢復進食，但是他們與租界當局的關係依然緊張，白俄隊也還是日夜輪班在孤軍營四周監視著孤軍的一舉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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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軍營成為民眾精神堡壘

   孤軍營的懸旗和絕食事件過後，民眾對於租界當局和白俄隊很是反感，工部局也想挽回對外形象以及緩和與孤軍之間的尷尬對立，決定重新開放一度封閉的孤軍營讓各界人士前往參觀及慰問。   

   工部局對外公開此消息不久，每天都有訪客來營探望孤軍，營區門外每天都出現大排長龍的景象，基於安全和管理上的方便，工部局限定每一梯次入營的人數只能是二十五人，時間限制為四十五分鐘，但即便立下規定，來訪人數仍然有增無減，就連外國人也都慕名前往。

   為展現國軍良好的紀律和形象，讓來訪民眾留下最佳觀感，謝晉元明定弟兄們必須維持規律的作息，不可因民眾的到訪參觀而受影響。在訪客接待上，謝晉元通常會指派專人帶領參觀，他也會要求弟兄們在接待訪客時應注意禮儀和談吐。

    那時上海的年輕人，在面對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的戰亂以及未來的人生，大都深感徬徨無助，孤軍營中的八百壯士是他們學習的楷模和偶像，對這些年輕人而言，八百壯士有如燈塔，能為他們空虛的心靈帶來指引。因此每批學生一來到孤軍營，都希望能與謝晉元團長見面，聆聽他和其他壯士們為之開導、訓話，才覺得人生仍有希望，由此可見當時年輕人心中的苦悶和迷惘。

    孤軍營訪客不斷，當時報紙曾如此報導：「……每天人來人往，好像信徒們湧向聖地。」孤軍營曾破紀錄地一天接待數千人，平日最少時也有數百人。

   孤軍營的重新開放讓軍民間的互動變得頻繁起來，民眾來營除了參與各種紀念日活動，聆聽謝晉元的演講，還能參與聯誼球賽以及話劇表演、電影欣賞等。孤軍本身也自組話劇團，還邀請租界的學生和青年共同參與演出，在某些節日或紀念日裡一起表演，達到宣傳抗日和聯歡的雙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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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工業生產和孤軍學校

    謝晉元於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下旬起曾在民間企業的支持協助下，安排孤軍學習織襪、織毛巾、製作肥皂、編織藤器等並從事義賣，既能讓大家學到一技之長也能增加收入。無錫榮氏家族熱心提供優惠棉紗，經營襪廠的衛聚賢先生也熱心借給孤軍數臺織襪機，請有經驗的師傅前去教導。孤軍將自製的產品拿來零售，也託人送至各百貨販售，將所得維持整個孤軍營的生計。謝晉元後來又在平時的省吃儉用當中存下一些錢，開辦駕訓班，讓孤軍學習汽車駕駛和修車等技能。   

   鑒於許多下屬的教育程度並不高，當中還有文盲，謝晉元為提升其文化水準，在同一年與從事情報工作的統一委員會、三民主義青年團上海支團等合作，對外廣為宣傳並且登報徵求租界自願擔任義工的大學生來為孤軍授課。 

   民國二十八年年底校長由謝晉元親自擔任，副校長由大夏大學的倪燦曾老師擔任。孤軍得到工部局的批准而成立「育德學校」，由謝晉元親自擔任校長，副校長則由大夏大學的倪燦曾老師擔任，學校師資是由倪老師從上海租界的各大學中公開遴選。當遴選消息一傳出，許多大學生紛紛報名，爭取為孤軍義務授課的機會。這些大學生都是利用課餘空檔或是放學後的時間至孤軍營授課，因此孤軍弟兄們上課的時間大都安排在傍晚晚飯過後（下午四點為晚飯時間）至晚間八點前的時段，也有部分大學生是利用假日時間來孤軍營授課。

   各官兵弟兄依照原來教育程度高低分為甲、乙、丙、丁四班，學習國文、史地、算術、常識…等各個學科，謝晉元曾為程度較好的下屬增設英語課程，只是弟兄們普遍對英語不感興趣，是故最後只剩下謝晉元一個人獨自學習，謝晉元學習英語的目的其實也是為了方便與租界官員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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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軍營的隱憂

   僅管謝晉元在下屬的生活、教育等各方面花費了許多心血來規劃和管理，然而受到當時物價節節上漲的衝擊，他自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底不得不下令從此大家必須節食，每餐不得吃超過三碗飯。孤軍是一支離開大部隊的小型軍隊，自遭受軟禁以來，許多人心情已經很苦悶，他們一天只吃兩餐又被要求要節食，這對食量較大的弟兄而言較難適應。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汪兆銘（汪精衛）在日本人的扶植下成立偽政府，與重慶國民政府對抗，偽政府後來曾派官員至孤軍營遊說謝晉元，以重金及陸軍總司令頭銜誘他歸降，謝晉元當場拒絕並撕毀委任狀，因此得罪了汪方人員。

   民國三十年年初，謝晉元曾因新四軍叛變事件公開向公共租界媒體表態，力挺蔣中正委員長安內攘外的理念，也因此得罪了某些人士，又因孤軍營向來對外開放，汪偽方面因此與憎恨謝晉元的人士共謀，趁著孤軍營舉辦活動時入營尋找有心思變的官兵，以金錢收買，讓他們找尋機會行刺謝晉元。

   同年一月，汪偽政府成立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中儲券，企圖擾亂國家金融經濟，孤軍販賣自製的民生用品在之前雖曾出現過盈餘，不過到了那一年，各物價及工業原料上漲的速度快得驚人，加上孤軍從那一年開始一直未收到國家薪餉，很快地，孤軍的經濟陷入了危機，弟兄由於領不到軍餉，有人開始不服從謝晉元的領導，甚至故意以各種反常行為來抗議。

   經濟的壓力和孤軍營內外諸多的問題，造成謝晉元身心交瘁，情緒波動也非常大，看到違紀的下屬有時還會處以棍責、關禁閉等懲處，或許也因上述種種原因，造成某些下屬對他不滿而想要叛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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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晉元遇刺

   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清晨五點多鐘，郝鼎誠（綽號郝精神）等四名下屬故意在晨間出操時遲到，趁其他孤軍例行晨跑時，對單獨在司令臺那裡的謝晉元行刺，謝晉元當場倒地身亡。

   上官志標團附當天是總值星官，負責押隊，在隊伍最後面，與隊伍隔了一段距離，他一邊監督大家跑步的同時，也一邊留意這四名遲到的下屬，當他轉頭回望時，發現團長出事了，立刻對著正在跑操場的弟兄們大聲呼喊，請大家過去支援，他自己也於第一時間趨前搶救謝團長，直接與行刺的四人進行搏鬥，結果身中六刀，血流如注，危及時刻幸好其他正在晨跑的弟兄趕過來救援，聯合制伏了這幾名叛徒。上官志標當時還忍著痛勉強起身堅持背著謝晉元離開現場，但由於他的傷勢也不算輕，不沒多久便倒地陷入昏迷狀態，弟兄們見狀，趕緊聯絡救護車。

   上官志標是在清晨六時左右受傷，不知是汪偽還是哪一方，似乎有意拖延時間，在附近實施管制不讓救護車順利開往孤軍營。營中醫官帶著醫護兵盡力為他止血，救護車好不容易才在上午八時左右到達並將上官志標送往仁濟醫院急救，所幸並未傷及要害，經過輸血和各處傷口縫合包紮，已脫離生命危險。

    謝晉元出殯時，還在住院療養的上官志標抱病回到孤軍營加入抬棺行列，後來傷口疼痛，只得回醫院繼續休養。在上官志標住院時，雷雄奉上級命令為代理團長，同年六月底，上官志標出院後，原本可直接離開上海，但他寧可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甘願回孤軍營與大家一同奮鬥。

   刺殺謝晉元的四名下屬後來被送至租界捕房關押以待審訊，但當時租界的法院被汪偽勢力介入，是否能公正執法不得而知，據上官志標回憶，至民國三十二年，汪偽才將其中兩人在蘇州執行絞刑，其餘二人判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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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俘虜八百壯士

    民國三十年，在美國時間十二月七日（我國及日本時間為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美國位於夏威夷州歐胡島上的珍珠港，此事件引發美國投入太平洋戰爭。不久，上海的日軍也全面占領了公共租界，除了法國租界以外，整個上海租界的管轄權已為日本取而代之（當時法國維希政府已經向德國投降，日本與德國、義大利皆為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軸心國，因而日軍並未占領上海法租界）。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日軍入侵孤軍營，不但俘虜了孤軍，還將他們強押至上海寶山縣月浦鎮的一處營房內看管。在月浦，日軍曾要求汪偽官員說服孤軍投歸汪方的和平建國軍，孤軍堅決不從，懾於孤軍在世界各國的知名度和中國人民民心所向，日軍未敢立即屠殺孤軍，而是將他們推向另一個人間煉獄。

    民國三十年二月，日軍又將孤軍移往上海郊區的龍華鎮的遊民習藝所，每天吃過早飯後，孤軍就會被帶至附近的鐵路支線挖壕溝，那一帶常有我國的抗日游擊隊在夜間破壞鐵軌，讓日軍無法運載戰略物資，為防止游擊隊搞破壞，日軍以武力強行逼迫孤軍在鐵道兩旁各開挖大約三公尺寬的壕溝來保護軌道。

    過去經常前往孤軍營慰問的葉姓三姐妹，在輾轉打聽到孤軍已被押往龍華縣的消息後，除了積極設法聯絡忠義救國軍前往營救，還刻意騎著租來的腳踏車潛至孤軍從事苦役的工地附近留下紙條與之通訊，不料紙條後來被一位日本士兵所發現而緊急向上層通報，日軍軍官大為震驚，為了更加嚴密監控孤軍，他們於同年四月將孤軍移送至位於南京老虎橋的江蘇第一監獄（俗稱「老虎橋監獄」）。

    該獄還有其他被日軍從各地俘虜來的抗日人士、地方游擊隊、自衛隊、國、共兩方的士兵以及無辜的百姓及婦女等。老虎橋監獄裡環境惡劣，溼氣重、蚊蟲多且空氣混濁，傳染病流行，被日軍俘虜而來的同胞們每天都要被迫從事各種挑糞、種菜、搬運、挖溝等苦役，長期營養不良，身體虛弱，即使生了病日軍也不會提供任何醫療協助，常有人因此死亡，婦女同胞還會受到日軍性侵，毫無尊嚴。

   監獄的日軍管理俘虜的原則是採自治方式，孤軍到了老虎橋監獄後，仍維持著過去孤軍營時期的作息和軍紀，有板有眼，孤軍團附上官志標因此被推選為監獄中的總代表，在他和雷雄的交涉下，日軍未再任意強姦我國婦女，監獄的衛生也得以改善，不過至並不表示日軍會善待孤軍，他們是非常忌諱孤軍的，有時會找藉口對孤軍找碴，一次有位弟兄忍不住以扁擔還擊，打斷了一名日本士兵的手臂，日軍為了報復，故意找機會讓他落單，然後把他活活打死。

   經過這次事件，孤軍弟兄們在雷雄和上官志標的指示下更加謹慎處事，大家團結一致，絕對不讓日軍有機可乘，這也讓日軍備感頭疼和棘手，日軍最顧忌的就是孤軍壯士們上下一心，為了瓦解他們的向心力，於民國三十一年下半年開始將孤軍一一拆散，分批將他們送至杭州、南京光華門、孝陵衛、安徽蕪湖等地做苦役，有五十七名孤軍還被載至西南太平洋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拉包爾（^＊註），被當作人質的上官志標和少數弟兄則繼續留在監獄中。

^*註：拉包爾（Rabaul），位處西南太平洋巴布亞紐幾內亞新不列顛島最東邊，當地華人俗稱為「亞包」，在民國八十三年（1994）年以前，為東新布列顛省首都。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下旬，日軍成功攻下拉包爾，在該處建立軍事基地，陸續將亞洲各國戰俘押送至此做苦役。在一千多位我國軍人中，有五十七名即是參與民國二十六年四行倉庫戰役的「八百壯士」。

    孤軍即使分散至各處做，也常伺機逃跑抗日，有的成功逃離，有的不幸失敗而遭受槍殺或苦刑虐死。民國三十二年春，上官志標在老虎橋監獄飽受肉體摧殘，最後因勞累過度、營養不良而病倒，昔年因搶救謝團長所受的舊傷此時又再復發，他還因此感染上肺炎，多日高燒不退、咳嗽不止，此事正巧被常州的一名潘姓武官得知，他原是汪偽麾下的軍官，鑒於當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局勢已漸趨不利，一些善於觀察戰爭情勢的偽軍軍官都開始準備後路，在各種利益的考量下，潘伯豪因而從中幹旋，保釋上官志標前往無錫就醫。

    上官志標被送到了無錫，經過一段時間的療養，體力已較先前發病時恢復了幾成，為擺脫日軍監控，他憑著機智潛至無錫郊外東大池的一間佛寺，在寺僧的掩護下繼續養病。是年冬天，上官志標病癒，他前往安徽，加入蘇浙皖邊區保安第四縱隊，成為該隊支隊長，繼續與日軍作游擊戰，後赴安徽寧國縣受訓，民國三十四年再至廣德縣打土匪，歷經四月有餘，曾因眼疾而一度退伍。之後，上官志標來到安徽南部的屯溪，蒙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南戰地宣傳辦事處吳紹澍主任的協助治癒眼疾並且再度入伍，直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後他又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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