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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4日 星期四

    十月三十日


        當日凌晨,日軍於上海虹口地區獲得軍力補充,再次調整部署,由其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官大川內傳七大佐親自督戰。他們在黎明時分即向我四行守軍進行攻擊,將多門手射砲往國慶路推進,持續轟炸四行倉庫後牆,並在倉庫西側的福康、福源兩家錢莊的屋頂上架設多挺機槍,企圖以此壓制在倉庫平臺上的守軍,數架敵機亦在倉庫上空作勢盤旋,迫使守軍無法從瞭望臺向下投擲迫擊砲彈
        眼看瞭望臺腹背受敵,其他壯士們更加提高警覺備戰,只要發現伏地蛇行、意圖對四行倉庫四周澆灑汽油的敵軍,立即以手榴彈予以殲滅。對於其他敵軍,則以守株待兔方式,待其進入有效射擊距離時,集中火力猛烈還擊,使對方一時逃避不及,紛紛中彈倒地,其餘殘敵則狼狽退至交通銀行倉庫堆棧處。
        整個上午,日軍兩次的進擊均未得逞。戰地記者也目睹在交通銀行與四行倉庫之間,多具敵方遺屍至近午時分仍未被拖走。
        午時之後,日軍又以多挺機槍、迫擊砲和平射砲朝向四行倉庫進行猛烈攻擊,當中還夾雜一部分煙霧砲彈,幾位在窗口防守的弟兄聞到煙霧彈散發的氣味後,紛紛出現頭暈、流淚、噁心、嘔吐等症狀,沒多久就有人當場就暈倒了,經過湯聘辛醫官檢查發現這是具有毒性的瓦斯彈。湯醫官立即教導大家以溼毛巾包著泥巴掩住口鼻以防吸入毒氣,並趕緊為中毒弟兄做及時治療。
        諸位弟兄對於日軍這種違反國際公約的卑劣手段感到憤恨不已,鬥志也因此變得更加高昂,紛紛舉起機槍朝敵方砲手一陣又一陣狂掃,加上手榴彈和迫擊砲彈的聯合反攻,終於讓他們知難而退。

        下午,日軍在第十二大隊一部以及四輛戰車的支援下,再次發動強勢攻擊。守軍依託工事機制抵抗,雙方激戰一個小時,日軍仍舊不能越雷池一步。
        夜幕降臨後,日軍又利用夜色作為掩護,以掘土機挖掘地道,幸被我軍及時發現。謝晉元下令以照明燈防範,一旦發現哪裡有日軍正在進行開挖,照明燈就集中光線引導守軍射擊,讓日軍的地道計劃完全告吹。
        晚間,敵軍的兩次進擊亦皆告失敗,即使如此,日軍的槍砲聲當晚未曾停過,不同於前幾日,此夜所發出的槍砲一次比一次密集,到最後幾乎是以每秒一發的密集度進行攻擊,楊瑞符營長敏感察覺此現象頗為反常且詭異,因而提醒眾弟兄必須隨時提高警覺。

        從十月二十七日凌晨至三十日晚間,八百壯士的四行倉庫保衛戰已經打了將近四晝夜,不僅引發各界人士的積極關注,壯士們的表現亦令世界各國刮目相看,英國上海駐軍總司令史摩萊特少將就曾感慨:我們都是經歷過歐戰的軍人,但從來沒有看到過比中國敢死隊員更英勇、更壯烈的。

        此役,我孤軍堅守最後陣地,擊退日軍多次圍攻,炸毀及炸壞的坦克車各兩輛,殲敵二百多將近三百人,傷敵無數。我方將士陣亡僅十四人,負傷三十二人,二十幾名中、重度傷者在此數日間已陸續被送往租界醫院救治。

        日軍眼看四行倉庫屢攻不克,中外各媒體又一致讚揚八百壯士,這更讓他們感到怒火中燒,於是轉向租界各國施壓,表示將考慮動用重砲對付四行守軍。日軍之所以敢如此威脅租界,乃因煤氣總廠位於離四行倉庫不遠的租界內,那裡有兩個巨大的儲氣罐,倘遭流彈射擊,必定會引發大爆炸而死傷無數。日軍趁機恐嚇租界:如果再不設法逼走這些孤軍,他們屆時將不顧租界安危,直接以軍火武力進攻。
        租界當局擔心遭受池魚之殃,只好要求國民政府下令讓守軍撤出。英美等國早在十月二十九日就派員向國民政府遞交請願書,以「人道主義」為由要求我方息戰。國際婦女界亦向蔣夫人宋美齡女士陳情,希望轉請蔣委員長下令四行孤軍早日撤離;中華婦女同盟會也致電蔣夫人作同樣的呼籲:

    南京蔣夫人鈞鑒:
        閘北孤軍死守不退,義勇之氣,動人心魄,請代表我婦女界,轉懇 委座,速即下令撤退,以保全八百壯士,儲為長期抵抗之用。 

                            上海中華婦女運動同盟會叩

        蔣介石再三思索,認為當初留下五二四團孤軍奮守四行倉庫以掩護大軍西撤的目的已達成,並且已經引起各國的注意,於是決定下令讓守軍們撤退。
        蔣介石當時委派上海警備司令楊虎與公共租界萬國商團(又稱上海義勇隊,為上海公共租界裡的準軍事組織)英國籍司令斯馬萊特將軍會面,商討如何讓四行孤軍撤至公共租界,並與在滬西作戰的第八十八師部隊會合等細節,之後再由租界代表出面,與日本軍部磋商此事。
        至於日本軍部這裡,指揮官松井石根(註)原本預估防守四行倉庫的人數至少應該有兩三千人的兵力,因此他爽快答應了租界的要求,承諾讓四行倉庫士兵平安撤退,不料後來他從媒體上得知,造成他的第三師團陣亡二百多人的四行倉庫守軍其實頂多只有區區八百人時,頓時臉上無光。他垮著老臉再度要求英方:當謝晉元率軍撤入租界之後必須全部繳械,並嚴格限制所有人的行動自由,否則,這支部隊退到哪裡,日軍將追擊到哪裡!
        英方當時由於不願得罪日本而同意此要求。反正,只要租界平安無事,八百壯士或退或敗或降、死傷與否對他們外國人來講都是無關痛癢的,因此順理成章地點頭答應了。松井石根此時方才放下心中顧慮,嘴角露出了一抹神祕且邪惡的微笑。

    註:松井石根為日本帝國南京大屠殺主要策劃人之一,民國二十六年曾擔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後改任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
    二次大戰結束後,松井石根被「盟軍最高司令部」逮捕,並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起訴。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松井石根在戰爭中未能克盡長官職責,阻止非人道暴行的進行而將他判處絞刑。
    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零時,松井石根在東京巢鴨監獄被送上絞刑架絞死。

        孤軍自進駐四行倉庫後,大夥沒有一天闔過眼,日以繼夜一邊戰鬥一邊修築工事,誰要是偷打瞌睡被謝團附瞧見,他必定揮鞭訓斥:想活命就不能睡!
        就在防禦工事已臻完備,全員正準備與日軍作長時間的殊死決戰時,統帥部突然在十月三十日晚間向四行倉庫謝晉元團附下達撤軍命令,命孤軍停止一切戰鬥,退入公共租界。
         蔣介石曾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本晨回京禱告後休息,對前方陣地未穩定以前常用懷念,尤以閘北四行庫之謝元晉(蔣之筆誤)部隊進退生死為念,決定撤退,因其目的與任務已經達成也。」

        三十日當晚九時許,謝團附接到由第八十八師副師長馮聖法輾轉傳達的命令—「著於本晚十二時經過英租界退出四行倉庫」。
        原本,撤軍之事是由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派員傳達,要求謝晉元必須率部隊撤至蘇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謝團附聽後,表示當初已從孫元良將軍處受命堅守四行倉庫,且自己也已立下了「殊死報國,誓於四行倉庫共存亡」的誓言,因此堅決不撤軍。
        楊虎勸退失敗,不得不找來第八十八師參謀長張柏亭出馬,經張柏亭去電一再勸說,謝晉元仍堅持要與全員弟兄死守陣地,不願撤入租界,在旁的馮聖法副師長見張柏亭勸導無效,乾脆直接接過電話,嚴詞強調此乃最高統帥蔣介石的命令,並與張柏亭再度輪番力勸,最後謝晉元方才勉強同意。
        對於這一突如其來的撤退命令,謝團附雖已力表死守之壯志,但也無法真正違抗上級軍令。
        當時租界的外國佬無不害怕日本軍隊的強大勢力,而日軍的眼中釘便是八百壯士,他們的大軍屢攻不下一座小小的四行倉庫,在國際間和各國媒體前丟臉丟到家,為了挽回面子,不惜來個借刀殺人,利用租界當局來向蔣介石施壓,蔣介石不願與租界洋人交惡,當然會願意配合下令撤軍,當這道命令一下出去,八百壯士就算再怎麼英勇善戰,也還是得服從軍令。這當中,有著極其微妙的關係和循環:國民政府在意洋人,洋人在意日本人,日本人在意八百壯士,八百壯士則必須聽從民國政府指令。礙於當時政治狀況,謝團附只得奉命安排各連弟兄們準備在晚間十二時一面戰鬥,一面撤退。
        松井石根眼看計謀得逞,暗自奸笑之餘,立即命令日軍趁八百壯士即將撤出四行倉庫之時,封鎖通往租界的道路,並以探照燈對準四行倉庫照射,只要孤軍一走出倉庫大門,就以多挺機槍橫掃並加以砲擊,百分百致其於死地。無怪乎當晚的槍砲密集程度異於前幾夜,甚至達到每秒一發的地步,聲聲巨響讓人震耳欲聾。

        楊瑞符營長後於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二至十七日在《合川大聲日報》副刊上,發表《孤軍奮鬥四日記》之著作,文中清楚記載孤軍撤退當晚的情形:「……日軍用探照燈照亮西藏路(註),以猛烈的機關槍封鎖路口。十時許,敵火力更猛了,以平射砲及重迫擊砲向四行倉庫猛轟,最激烈時,每秒鐘發砲一響……」由此可知松井石根是多麼地狡猾,不僅出爾反爾,無視於當初的承諾讓孤軍平安撤退,更在暗中耍手段,設下陷阱殘害孤軍。

    註:西藏路是上海市的一條街道,南北走向,分為北、中、南三段,即西藏北路、西藏中路和西藏南路。北段起自柳營路,南到蘇州河經新垃圾橋(今西藏路橋)銜接西藏中路。


    四行倉庫位於蘇州河北岸,若要從該處至當時的上海租界區,必須先經過光復路與西藏路北段(即西藏北路)路口,然後再向南行,通過新垃圾橋後方能到達。楊瑞符營長文章中所提及的西藏路,即是西藏北路。 
        
        日寇賦性怪譎,誠如二次大戰中,法國戴高樂對其之評語:「日本,這是一個陰險與狡詐的殘忍民族,這個民族非常勢利,其瘋狂嗜血程度類似於歐洲中世紀的吸血鬼德庫拉,你一旦被他看到弱點,喉管立即會被它咬破,毫無生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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