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夥皆深陷絕望之際，八百壯士成員之一的朱雲少尉，心中猶仍抱持一絲希望，曾分別於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下旬和五月中旬寫信向自己當年的長官―孤軍團附上官志標求救，信函內容如下：
（一）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官團附公鑒：
部下自京痛別迄今數載，未候鈞命，自愧殊深，部下維願鈞座福體康泰，諸事如恆。部下自京出發至吳淞登船，在程三十餘天，於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至澳屬新不列顛島，受無人道主義者之摧殘，朝夕苦工，受盡磨折，於期三年，死者二十一名之多。至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傳聞祖國勝利之達部下，歡喜若狂。至八月二十九日得澳軍拯救部下，才得重見自由之光。至九月二十六日全島中國俘虜集合，有金華來者三百餘名，南京千名，存者僅四百名，總計七百餘名，一切由澳軍負責，現已將近一年，幾已望穿秋水，而返國無期，能不痛乎？最使部下難忘者，惟我之團體是否存在？然你等揚眉吐氣已期，我等還是漂泊海外，能不感乎？現雖得不確消息最近可以返國，卻沒有確實期限，而且返國不知在什麼地方集合。然部下回國之一切手續望鈞座照料一二，而部下之沾恩不淺矣！現餘不多，稟謹祝
公安
竊職朱雲率全體同志叩
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二）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上官團附鈞鑒：
溯自別後，期已四載，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離開南京，是惟次年一月二十四日始抵目的地，澳屬新不列顛島拉包爾埠，遠託異國，同濟共悲，望風懷想，然不依依夙興夜寐，未遑一日忘懷鈞座也。前曾寄呈蕪函諒邀洞察，久未獲復，輒深念切其深，受敵所處之境，所遇之遭，能非筆墨可以言其形容。蘆葦為舍，食無近糧，且無蔽體之衣，側耳所聞異人言語，日未曉則出外，服役深夜仍不得休，較在本國工苦百倍。惟此身體日漸衰弱，稍有染病，或因水土不服，即遭敵人戮害。來此千人，現僅生存者四百餘人，我部五十七名有已死亡二十一名，薛榮鑫同誌已於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亡故矣，殊堪痛悼。此間獲得生命者三十六員名，自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惞悉世界和平宣告後，於九月二十六日由澳軍接受，始已脫離敵人集中營宿，並召由衢州戰役而被俘亦來此島五百餘名，現存三百餘名。該部負責者，聞從衢州來自蘭衢師管區，獨自一人而遭俘虜，姓名吳棪，曾充該管區兵役，服中校科長等職，其人情性非正式軍人，辦事之柔弱，交際之缺乏，政治之失措，殊甚矛盾。然現雖七百餘名，均係一、二兩大隊之分別，所謂南京來者，仍由李納賢為負責，但此輩年幼好傲，目知已而妄自矜誇，種種非法，全然不顧人類眾者，受其害者不勝枚舉，但我部仍由竊職率領分食另居，名稱為獨立區隊，故所不願與其聞問。雖人少而團結一致之精神未嘗懈怠，然而事實上已形如此內容，不免仍遭其妒忌。但勝利復興瞬息經年，此間亦有代電告於澳洲公使館，並由吳棪一次飛澳，從十月迄今五月餘矣亦無消息。政府方面尚是一息未聞船艦之有無，是否之運回？是為流落異邦者？可謂恐懼，無何祖國已經復興，虜兵尚留海外，參加抗戰們兒然不依悲哉！數年不通音訊之家庭豈不心神□怡（＊註）？而我輩更何如也！二十六年自至迄今，屈指何期，死者已矣！生存者誰無室家之慕，國不忘家，國興家尚在否？尤心痛極，莫可言述。返國無期命也，如何異域為之一歎，然不勝焦著已。至伏祈鈞長設法呼籲，乞懇政府予以救濟。至於我四行孤軍之今後如何？諒已報呈中央矣！竚候示復，無時企盼待命之至。謹呈。敬慶
鈞安
四行孤軍少尉朱雲暨全體謹啟
＊註：「心神□怡」一詞中的□，乃信函中該字已難辨識，故以□替代。
上官志標在得知昔日孤軍戰友和其他同胞尚流落異域受苦的消息後，立即將信函轉致當年的國民軍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將軍，積極與其商討對策，甚至致電建言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設法營救，蔣主席對此事亦甚為重視，親自下令國防部與外交部設法加強對澳國之交涉和協議，讓拉包爾軍民盡快返國。
在上官志標團附多次的大力奔走以及我國外交使節的長期努力下，至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底，澳國海運部與軍部會同外交部，已經通過非正式的討論，擬出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運送物資順帶運送拉包爾我國戰俘返國的方案。
不巧的是，當時適逢澳大利亞悉尼港碼頭工潮事件耽擱，加上航線、船期的敲定，以及船費、載運順序（官兵和平民孰先孰後）、安全維護等各項細節尚待兩國再行商榷，看似簡單的遣返歸國一案竟變得一波三折。而上述商議內容以及中澳兩國往來的內幕始末，除了主事的官員之外，滯留拉包爾的我國戰俘理所當然是無從得知的，他們每天翹首盼望，心中納悶著國民政府為何還不派人來接送他們返國，卻絲毫不知遣返交涉過程中的困難重重。
當時派駐澳國的外交官為鄭康祺，他於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在給國民政府的回報中提到：「官兵羈留該島已歷三年，艱苦備嘗，停戰迄今，亦已經年，思鄉心切，痛苦萬狀……患精神失常者，平均每周有三起。」從中可知我國軍民在拉包爾日等夜盼，身心所承受的壓力和痛苦早已破表，等了又等，盼了又盼，他們以為歸國之夢已然破滅，想到此生將客死蠻荒，許多人精神就此崩潰。
所謂「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那些尚在拉包爾的國軍和人民身無分文，又弱又病又窮，一切生活所需全皆仰賴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救濟，不足部分，則由澳國先提供糧食及生活必須品予以救助，我國政府承諾日後將償還欠款。久而久之，澳軍對這些軍民的態度已從同情逐步轉為輕視，最後乾脆命令他們去船埠做工，連負責管理的新幾內亞土著士兵也都藐視他們，經常予以嘲笑和侮辱。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底，我方派往船埠工作的人數因與澳軍之期望有所落差，澳方心生不滿之餘，故意阻派翻譯人員到場協助，我方工作人員因和負責守衛船埠倉庫的土著士兵言語不通而發生細故爭執，土著士兵隨即持槍示威，繼而以槍桿毆打我方人員，甚至開槍射殺，我方上等兵唐雲清因此當場斃命，另一名上等兵羅金生則為被步槍射傷和打傷。
不僅如此，就連鄭康祺公使每次前往澳洲外交部洽商，也都遭到對方冷嘲熱諷。他發電報回國表示遣返之事如果再延期下去，實在「有辱國體」。
此暴動案件在中澳雙方間激起了陣陣餘波，亦成為我國軍民遣返一事的催生劑。澳國政府在考量減輕國家財政支出和維持拉包爾當地治安防務的前提下，也希望兩國間盡快達成協議，以便早日將我國軍民遣返回國。
未料，中澳兩國官員後來又為官兵和平民的運送順序孰先熟後、體健和體弱者孰先孰後等問題產生意見紛歧；未久，又因遠洋航行安全問題，必須先核實船隻的裝載安全容量及確定分批載運時人數的多寡，光是這些課題就又花費了不少時間，在經歷外交人員的多次折衝與公文往返之後，中澳雙方總算確定啟航日期和其他細節，協議出船隻的派遣由澳國政府負責，船費每人十六英鎊，其中官兵的船費先由澳國軍方代墊，日後再由我國償付；平民的船費則由我國與澳國政府以及華盛頓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商妥，由後者支付。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十五分，澳國運輸艦Reynella號載著一千一百四十一位我國軍民駛離拉包爾的辛普森港，朝著目的地香港和上海航行（官兵三百三十九名―四行孤軍倖存的三十六名成員皆包含在其中；平民八百零二名），延宕數月的首批我國戰俘遣返總算成行了!
一同登船的，還有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九千二百七十噸援華救濟物資，以及由四十三名澳軍組成的護衛隊，此外，還有一名日本戰犯田中少將。護衛隊的任務除了負責維護我國平民的安全，還須負責將這名日本戰犯押往香港接受戰爭罪行審判庭的審判。
Reynella號在隔年一月二日平安抵達香港，廣東籍平民們在此下船，其他士兵則於一月九日返抵上海。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二日下午二時十五分，第二批遣返的我國軍民共四百一十八人登上羅門河號運輸輪（River Norman），當中有三十九名准尉以上的軍官，其他各級士兵則有三百七十七名，另外還有兩位平民。
羅門河號於八月十二日上午九時抵達香港九龍車站碼頭，全體軍民們於十時三十分在九龍火車站搭廣九快車至深圳再轉至廣州。延宕了將近兩年的拉包爾國軍和人民遣返一案至此終於劃上句點。
至於臺灣方面，戰時日本人也強徵許多男丁為日本天皇作戰，並招募臺籍陸軍志願兵，以及以軍屬身分前往拉包爾協助糧食種植生產的臺籍農民。這些在拉包爾的臺灣軍伕共計六千五百六十五位壯丁，亦在中澳雙方政府安排下遣返回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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