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凌晨,日軍於上海虹口地區獲得軍力補充,再次調整部署,由其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官大川內傳七大佐親自督戰。他們在黎明時分即向我四行守軍進行攻擊,將多門手射砲往國慶路推進,持續轟炸四行倉庫後牆,並在倉庫西側的福康、福源兩家錢莊的屋頂上架設多挺機槍,企圖以此壓制在倉庫平臺上的守軍,數架敵機亦在倉庫上空作勢盤旋,迫使守軍無法從瞭望臺向下投擲迫擊砲彈。
眼看瞭望臺腹背受敵,其他壯士們更加提高警覺備戰,只要發現伏地蛇行、意圖對四行倉庫四周澆灑汽油的敵軍,立即以手榴彈予以殲滅。對於其他敵軍,則以守株待兔方式,待其進入有效射擊距離時,集中火力猛烈還擊,使對方一時逃避不及,紛紛中彈倒地,其餘殘敵則狼狽退至交通銀行倉庫堆棧處。
整個上午,日軍兩次的進擊均未得逞。戰地記者也目睹在交通銀行與四行倉庫之間,多具敵方遺屍至近午時分仍未被拖走。
下午,日軍在第十二大隊一部以及四輛戰車的支援下,再次發動強勢攻擊。守軍依託工事機制抵抗,雙方激戰一個小時,日軍仍舊不能越雷池一步。
從十月二十七日凌晨至三十日晚間,八百壯士的四行倉庫保衛戰已經打了將近四晝夜,不僅引發各界人士的積極關注,壯士們的表現亦令世界各國刮目相看,英國上海駐軍總司令史摩萊特少將就曾感慨:我們都是經歷過歐戰的軍人,但從來沒有看到過比中國敢死隊員更英勇、更壯烈的。
此役,我孤軍堅守最後陣地,擊退日軍多次圍攻,炸毀及炸壞的坦克車各兩輛,殲敵二百多將近三百人,傷敵無數。我方將士陣亡僅十四人,負傷三十二人,二十幾名中、重度傷者在此數日間已陸續被送往租界醫院救治。
日軍眼看四行倉庫屢攻不克,中外各媒體又一致讚揚八百壯士,這更讓他們感到怒火中燒,於是轉向租界各國施壓,表示將考慮動用重砲對付四行守軍。日軍之所以敢如此威脅租界,乃因煤氣總廠位於離四行倉庫不遠的租界內,那裡有兩個巨大的儲氣罐,倘遭流彈射擊,必定會引發大爆炸而死傷無數。日軍趁機恐嚇租界:如果再不設法逼走這些孤軍,他們屆時將不顧租界安危,直接以軍火武力進攻。
南京蔣夫人鈞鑒:
閘北孤軍死守不退,義勇之氣,動人心魄,請代表我婦女界,轉懇 委座,速即下令撤退,以保全八百壯士,儲為長期抵抗之用。
上海中華婦女運動同盟會叩
蔣介石再三思索,認為當初留下五二四團孤軍奮守四行倉庫以掩護大軍西撤的目的已達成,並且已經引起各國的注意,於是決定下令讓守軍們撤退。
*註:松井石根為日本帝國南京大屠殺主要策劃人之一,民國二十六年曾擔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後改任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
二次大戰結束後,松井石根被「盟軍最高司令部」逮捕,並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起訴。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松井石根在戰爭中未能克盡長官職責,阻止非人道暴行的進行而將他判處絞刑。
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零時,松井石根在東京巢鴨監獄被送上絞刑架絞死。
三十日當晚九時許,謝團附接到由第八十八師副師長馮聖法輾轉傳達的命令—「著於本晚十二時經過英租界退出四行倉庫」。
楊瑞符營長後於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二至十七日在《合川大聲日報》副刊上,發表《孤軍奮鬥四日記》之著作,文中清楚記載孤軍撤退當晚的情形:「……日軍用探照燈照亮西藏路(﹡註),以猛烈的機關槍封鎖路口。十時許,敵火力更猛了,以平射砲及重迫擊砲向四行倉庫猛轟,最激烈時,每秒鐘發砲一響……」由此可知松井石根是多麼地狡猾,不僅出爾反爾,無視於當初的承諾―讓孤軍平安撤退,更在暗中耍手段,設下陷阱殘害孤軍。
﹡註:西藏路是上海市的一條街道,南北走向,分為北、中、南三段,即西藏北路、西藏中路和西藏南路。北段起自柳營路,南到蘇州河經新垃圾橋(今西藏路橋)銜接西藏中路。
四行倉庫位於蘇州河北岸,若要從該處至當時的上海租界區,必須先經過光復路與西藏路北段(即西藏北路)路口,然後再向南行,通過新垃圾橋後方能到達。楊瑞符營長文章中所提及的西藏路,即是西藏北路。
日寇賦性怪譎,誠如二次大戰中,法國戴高樂對其之評語:「日本,這是一個陰險與狡詐的殘忍民族,這個民族非常勢利,其瘋狂嗜血程度類似於歐洲中世紀的吸血鬼德庫拉,你一旦被他看到弱點,喉管立即會被它咬破,毫無生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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